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
丁帆
辑一 重读经典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
引子
《文艺报》让我撰写关于“重读经典”的文章,这个提议立马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要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了,它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在我世界观的形成中,在我价值观的定位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它是我文学思想启蒙的“圣经”。
1966年,我们得到了一批只可私下偷偷阅读而不可言传的“枕边书”,于是,这本读得似懂非懂的《牛虻》,就成为我在那个时代叛逆心理的历史见证。最初阅读时,我是有负罪感的,并不敢也不能与别人来讨论这本小说的好坏,更不可能意识到它“革命加恋爱”的背后,隐藏着的人性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主题内涵,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和境界。
1968年10月下乡插队时,我带着这本“黄书”踏上了“九九艳阳天”的生活征程,这个细节我在三十年前的随笔之中就描述过,在2023年《当代》文学杂志“乡村风景”专栏的开篇之作《驶往浪漫的夜航船》里,我又一次复述了初读《牛虻》的懵懵懂懂。无疑,是这本“黄书”陪伴着我度过了六年艰难的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本书,我也许活不到今天,更不可能走上文学的道路。而且,这部小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浪漫悲剧审美的文学,一个人能够在悲剧中屹立不倒,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一刻,这种“个体无意识”就深深地扎入我的文学审美观念中。即便是像《红与黑》中于连那样的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也仍然不失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当玛蒂尔德小姐亲吻着于连的头颅时,那不只是爱情的力量。正是这种为自身人生道路而牺牲的精神,让人物站立起来了!于连虽然不是道德的英雄,但却是一个敢于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献出头颅的悲剧英雄。所以,我1979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核心观念就是以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观来审视作家作品。
当年我只是被小说主人公亚瑟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感动,从直觉上感受到…